68配资阎长贵：江青在文革中的威风，她不愧当过演员，还是一个“明星”

江青在文革中的威风

作者：阎长贵

一

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1965年10月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全国各地的书店包括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都出现了排队买书的长龙。其热购和争购的场面，在建国后的图书市场上是空前的。

中共中央排名第一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问：印了多少？听说是十五万册后，他说：这样的好书，印一千五百万册也不多。

1966年初春的某一天，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在国务院副总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等人陪同下，接见金敬迈，夸奖“《欧阳海之歌》是一部很吸引人的好小说”。他说：“描写社会主义时代人物的长篇小说中，写得像《欧阳海之歌》这样好的，还是第一部。和平时期部队题材不好写，可以说这是一部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是我们文学创作史上的一块新的里程碑。”（参见金敬迈《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6页，以下凡引用该书只注页数）

陈毅是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诗人，懂文艺，他对《欧阳海之歌》做这么高的评价十分可贵和难得！

陶铸也对这本小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金敬迈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他说，要以中共中央中南局的名义发一个文件，号召中南地区凡有阅读能力的党员、干部、群众，都要好好地阅读这本书。陶铸还问金敬迈，目前对这本书有些什么反映和意见。金敬迈汇报说，总政治部出了好几期简报，收集了军内外的很多意见，基本上都是正面的，是对作品的肯定。另外总政文化部谢镗忠部长传达了江青首长的指示：一、不要把欧阳海写成职业乞丐。乞丐不劳而获，是“寄生虫”，和贫雇农民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不能歌颂流氓无产者；二、欧阳海的哥哥不要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他当了国民党的兵，那欧阳海不就成了反动军人的亲属了？我们能歌颂反动军人的家庭吗！三、“最后四秒钟”的描写不好，很不好，一定要改掉。告诉金敬迈，这是非改不可的！（第6—7页）

江青的“指示”即意见和几位主要中央领导人的看法（还包括“军内外”许多人的看法）迥然不同。

金敬迈不愿改，特别是“最后四秒钟”，他认为是自己的“得意之笔”，也有不少人夸奖那段描写。金敬迈知道不改不行，又舍不得“割爱”，很为难。

陶铸笑着望望大家，说：“最后四秒钟的描写很好嘛，我看很精彩嘛，为什么要改呀？”

包括陈老总，大家都摇摇头，表示不明白“最后四秒钟”的描写错在哪里。

陶铸望着陈毅：“陈老总，你说说。”

“她的事情，沾不得。”陈老总环顾左右而言他……

陶铸停了停之后，非常明确地说：“不要改，不要一听到什么意见就改。文艺作品哪有十全十美的？今后，关于这本书的修改，你要先通过我。你是我的兵，我说了算！”

金敬迈听了陶铸的话，非常激动，觉得得救了。（第7—8页）

我们接着谈谈江青为她对《欧阳海之歌》的意见——不，是“指示”，召见金敬迈的情况。

金敬迈

1967年4月5日就通知金敬迈立即从广州来京，等候首长召见。一直等到11日才召见。其阵势十分壮观，参加者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还有谢富治、叶群等人。除了毛泽东和林彪，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权和掌权的人（包括第三、第四、第五号中央政治局常委）几乎都到场了。江青坐在正当中。

召见时，还没等金敬迈坐下，江青就说话了：“金敬迈，怎么，我提的那几条意见，你不改？你真是个大作家呀！这么大的架子？”

劈头这几句，把金敬迈吓傻了。他既觉得莫名其妙，又感到委屈。江青的意见她确实认真考虑过：我什么时候把欧阳海写成“职业乞丐”了？我用了那么多的篇幅描写小海砍柴、烧炭卖炭，就一次跟着妈妈去要饭，回家的路上被地主家的狗咬了，他躲到柴屋里，折断打狗棍，表示饿死不讨米。这怎么是歌颂流氓无产者呢！再说，小海的哥哥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但并没当成，他路上就跑了，一直躲在外地当长工。长工不就是我们要歌颂的雇农吗，他和“反动军人”有什么关系呢！

金敬迈不敢申辩。

“我告诉你，”江青接着说，“你那最后四秒钟呀，是《雁南飞》！就是苏联那部电影《雁南飞》在中国的翻版，你知道吗？……我让谢镗忠告诉过你，这是非改不可的！你为什么一个字都不动。我看你还是个解放军，想保一保你，也才没有对红卫兵小将们讲出这段描写的要害。哼，只要我说一声，他们早就来揪你的人，烧你的书了！”

金敬迈想，《雁南飞》我看过，是苏联一部描写卫国战争的电影。剧中主人公临牺牲前，导演拍了很多空镜头，天在转，树也在转，主人公望着旋转的天空旋转的树，慢慢地慢慢地倒了下去。据当时的批判文章说，这是写了英雄临死前对生命的留恋，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

金敬迈接着想，这会儿，我才明白“非改不可”的意思：“最后四秒钟”的描写，写英雄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想了什么，说了什么，和旋转的天空旋转的树一样，是写了欧阳海“对死亡的惧怕”和“对生命的留恋”，是污蔑英雄，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一段苦心琢磨出来的“得意之笔”，原来与修正主义“异曲同工”，是“阴暗心理”的大暴露！

金敬迈说：“我是准备修改的。可我没完全听明白您的意思。”

“谢镗忠这个人真是没有用！”江青不满地说，“连传达个意思都传达不清楚，还是个什么‘文化部长’呢！”

金敬迈赶紧申明：“这不怪谢部长，怪我。”他不敢说他舍不得那“最后四秒钟”的描写，更不敢申辩“最后四秒钟”的描写与《雁南飞》毫无关系。

还没等金敬迈缓过劲来，江青又说：“书里那两段‘黑修养’是怎么来的？是你自己写的，还是谁叫你加上的？你大胆说。不要怕。”她停了停，“哼，你不说我也猜得出来，恐怕又是你们那个‘陶政委’的主意吧！我告诉你，陶铸这个人很坏，是个‘两面派’。我每次去广州，他表面上很热情，其实暗地里都要派人跟踪我，名义上是什么‘保卫’，实际上，就是盯我的梢，监视我……同志们，我在广州不仅没有自由，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的呀。今天总理也在，你只管大胆讲，是不是陶铸叫你加上去的？”

金敬迈连忙回答：“是我自己写的，是我自己写的。”

江青怒气未消，冲着金敬迈说：“你自己写的！我看你就是中‘黑修养’的毒太深。你这是为刘少奇树碑立传嘛！你这是明目张胆地搞‘两个司令部’嘛！你说说，你到底是哪个‘司令部’的？”

金敬迈不敢回答是哪个“司令部”的。他说：“我……我一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周恩来看见金敬迈满脸通红，一脸尴尬，拐了个弯，说：“要正确领会江青同志的批评，这是江青同志在关心你，爱护你，赶紧按江青同志说的办……总政治部有个报告，最近又有五十万册《欧阳海之歌》赶印出来了，但情况有了变化，只能压在仓库里（按：实际上，不是五十万册，是六十五万册，见第63页——笔者）。不删去刘少奇在《修养》中的那两段话，是不能发行的。积压在仓库里，也是对国家财产的浪费嘛。”

“不行，光删去是不行的！”江青说，“要消毒，要批判！你不能放了毒，便一走了之！”

“你这本书的影响很大。”周恩来说，“我看批判和消毒的工作也要做。不然群众也通不过。另外，我们也要自觉地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嘛。还是按江青同志说的办。”

“小说怎么改，你要听总理的。”江青客气地说。

“不，不，不，”周恩来说，“听江青同志的，要听江青同志的。”

总理说着说着，笑着站了起来：“当然是听江青同志的。”

其他的领导人也都跟着站了起来。只有江青仍然靠在沙发上。

周恩来又向江青点了点头，江青这才站起来，一脸的不高兴：“我告诉你，金敬迈，要不是总理几次提到你，我今天是不会对你这么客气的。小说怎么改，还是要听总理的。”

接着江青像换了另外一个人似的，望着金敬迈说：“来来来，今天呢是总理请你吃饭，我们……”她环顾周围的领导人们，“我们大家作陪。”（参见第11— 16页）

这场戏算演完了。够精彩吧！

在这里先谈一下江青对陶铸的诬陷，她说她到广州陶铸派人借口“保卫”监视她、跟踪她，她连人身安全都没有，完全是胡说八道。这是她在文革中惯用的手法，她对她要整的人都这样，没有例外。就拿江青到广州，陶铸夫人曾志说，毛泽东“特意交代陶铸要关心照料江青”（参见《一个革命者的历史见证》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提出“从一而终”无限忠于毛泽东的陶铸能够不尽心尽力吗？江青完全是昧着良心诬陷陶铸。

我们回到江青召见金敬迈这出戏。这场戏的主角就是江青——她不愧当过演员，还是一个“明星”。周恩来，中共中央不仅名副其实而又名正言顺的第三号人物，是配角，在这场戏中只有他们两个一唱一和，周恩来话虽然说得比较缓和，但主旨是以江青意志为意志，即贯彻江青的意见——“指示”，劝金敬迈接受江青的意见——“指示”。莫说其他在场的其他领导人了，就连两个当时中共中央的第四、第五号人物，即陈伯达、康生，都一言不发，连“跑龙套”都算不上，只是旁观者！江青何许人也？她当时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行政九级，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可是她的权力和威风何其大也！金敬迈说得深刻和到位，江青是“绝不亚于第二号人物”的“特殊人物”！我仿佛还没见过有书和文章写出江青这样的威风，所以我为我这篇拙文拟了这样一个题目：《江青在文革中的威风》——大概还算“名副其实”吧。

二

江青的威风从何而来？金敬迈不仅细致和精彩地叙述了江青在文革中的凛凛威风，也深刻和到位地揭示了她这种威风来自哪里？或者说，是怎么来的？

为回答这个问题，金敬迈在书中引了江青在文革中接见红卫兵时讲的一段话：“革命小将们，我也是个很普通的人，普普通通的人，只不过为党为革命多做了些工作罢了。这也是应该的。你们不要把我看成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是。首先，我是个共产党员，其次，我是主席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第三，我才是他的老婆……”（第95页）

金敬迈解释江青这段话说：她的那个“一，二，三”，什么共产党员哪，工作人员哪，和那个第三才是什么呀，真是精彩绝伦，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最好的注释，用它来做这句成语的范例，真是再恰当不过了。（第110页）

“八亿人民都懂得：她是碰不得、沾不得、惹不起的。黎民百姓懂，当官的也懂，而且官越大、地位越高，说话越算数的官，懂得的越具体：她的可怕不在于她‘第一’是什么什么，也不在于她‘第二’是什么什么，她的可怕、她的碰不得沾不得，她的惹不起，在于她‘第三’才是个什么什么。”（第117页）

“撇开文艺不谈。有多少资格比你（指江青）老，水平比你高贡献比你大、身上还带着弹片刀疤的老同志，对你要让三分怕七分呢！你不就是谁身边的‘工作人员’吗，你不也是个共产党员吗，就凭你那个‘第三才是’，你就一会说‘这个人很坏’一会又说‘那个人一直反对我’，要不就是谁对你有‘刻骨仇恨’谁对你‘不共戴天’，然后就一个个抓起来投入监狱。你逼得多少人发了疯，你逼得多少人投河自尽上吊自杀啊。”（第117页）

金敬迈是否说得很深刻、很到位？我认为很深刻，很到位。

我补充几句。江青还经常说这个是“坐探”那个是“特务”。我自己就是被她诬陷为“坐探”的。我诚心诚意尽心尽力给她当了一年秘书（1967年1月9日—1968年1月9日），她把我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了七年半（1968年1月—1975年5月），又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五年，1975年11月（当时她还在台上）专案组给我做结论，说我“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实际指我呈江青一封群众来信，她不满意，由此断言我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安插在她身边的“坐探”。（参见江青在1970年1月24日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讲话）

50年代，孙维世与哥哥孙泱、嫂子石崎

再举两个例子。先烈孙炳文（朱德挚友，他和朱德都是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之子、曾经做过朱德秘书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半夜听广播，听到江青说他是大特务立刻就上吊了。原来孙泱是应付自如的，他认为，有档案有审查结论，早晚会给他澄清。江青说话了，他还有可能平反吗？还有孙泱的胞妹孙维世，她是烈士遗孤、周恩来的干女儿、著名导演，因留学苏联，江青污蔑她是苏修特务，被关进监狱。据说周恩来曾劝孙维世在监狱中坚持，像游泳一样，一定能游到对岸。孙维世给周写信说，她坚持不下去了，就自杀了。江青一句话就死一个人，这里谈到的只是兄妹二人，江青在文革中究竟害死了多少人？

应该指出，金敬迈的看法，并非他一个人的看法，而是相当普遍的看法。

搞文革研究的金春明教授明白而深刻地揭示了江青身份特殊和吓人的历史原因，他说：“所谓特殊身份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江青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夫人的身份。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夫贵妻荣。特别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国至尊的皇帝和皇后，权力至高无上，留下的遗毒既深且浓。这也无形地影响着人们对江青的看法。因此，江青的身价自然也就不同一般了。她也是利用了这一点，到处以毛泽东的代表和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别人也很难分清哪些是江青自己的意思，哪些又是毛泽东的指示，别人很少有机会和可能去找毛泽东澄清。特别是当个人崇拜盛行，毛泽东成了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红太阳的时候，江青自然也就身价百倍了。”他又说：“关键时候抬出毛主席，这是江青最大也是最厉害的王牌。”（参见金春明：《“四人帮”沉浮录》，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4页）

关于江青，政治局常委（陶铸倒台后的第四号人物）、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1968年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陈伯达遗稿》，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89—90页）

陈伯达说得非常对。这是他和江青长期近距离接触和共事而得出的精辟见解！

陶铸夫人曾志曾经指出：江青在文革前到广州去看文件等就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她在文革中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我作为她的秘书知道，凡是常委陈伯达、康生有的文件她都有，一份也不少，其他待遇（如外出随车、警卫等等）都相同，在这几个人中她批文件最多，康生、陈伯达两个人加起来也赶不上她；她在九大当了政治局委员又怎样呢？虽然她没分管具体工作，自称“闲人”，但她到外地休养或休息，居然要一个或两个政治局委员（吴法宪，或吴法宪和李作鹏）陪同，哪一个常委是这样的，我看没有。江青处处都表现特殊，她是一个特殊又特殊的人物。为什么？就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夫人……

江青曾说过“她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话虽然粗俗，但很深刻。

金敬迈有段话说得很好：“首长（指江青）不是自称：我只是谁谁谁在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游动哨兵吗？哨兵，你手里拿的是一支步枪，还是一颗原子弹？怎么威力就这么大，把全国的老百姓，不，岂止是老百姓，把全国全军全党的各级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都给震住了？”（第117页）

三

江青实实在在是靠了毛泽东，但是江青却竭力向人们证明，她不是靠毛泽东，而是靠自己，说什么她绝不像某某女同志仅仅靠自己的丈夫——她经常向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样说。

她只希望别人称她为“江青同志”，她不希望、不愿意别人称她“毛泽东夫人”，更不要说称她“毛泽东的老婆”了——这话只能有时她自己说说。

江青的最后一任保健护士马晓先讲过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件事。她说：主席逝世的消息一公布，国内国外的信件不断地来。江青把这些信分作两摞：凡是写“政治局委员江青收”的放一摞，凡是写“毛泽东夫人江青收”的就放在另一摞。她对写“毛泽东夫人”有意见。她拿着“毛泽东夫人江青收”的信给我看，看完以后连打开也不打开，往一边一放，她不愿看这个。她说：“他们拿我当夫人看待，我并不是靠着主席吃饭的——当然主席还是比较尊重我的。我可不像某些人那样靠死人活着。”实际上，我们感觉她说这话指的是×××，虽然她并没说明指谁。我觉得她对×××一直不满，说“她其实就是一个家庭妇女”。而对自己她是比较高估的。